吴祖光之女的婚恋感悟

吴霜近日在女报上坦陈她和他的婚姻生活时说：他尖锐，而我刻薄，但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善于取对方所长补自己之短。所以有时尽管吵得很激烈，我们却一直愉快，开朗，并一直保持了那种深厚而新鲜的感情。

人们都叫他查理，一个十足的外国名字。而我叫他的昵称——细毛，他的家人都这样叫他，这是他的乳名。

一见钟情的偶遇，我将他的笑容留在了心底

遇见细毛是一种偶然。1984年，是我赴美国留学的第3年。学期结束，冬天来临，我的朋友从洛杉矶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一个盛大活动，为从国内来的一个艺术表演团做翻译兼主持人，行程要走4个城市：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

眼看离全部行程还有最后两场，第一场演出结束了，我到后台正拿卸妆纸擦去脸上的油彩，听到不远处有人说笑，其中一个十分柔和的男中音，飘在其他声音之上，清晰地传入我的耳鼓。我不由得回头去寻找，有个着浅色西装的青年人背朝着我，那男中音就是他的。我回转身接着擦脸，忽然听到那悦耳的声音就到了近旁：“咦，你是本地人吗？英语讲得这样好！”那个年轻人轮廓清晰的脸上带着很灿烂的笑。以后的日子里，回忆这个笑容在我变成了一种习惯。我回答他说是在美国上学的，这次是做临时演员。他又笑了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我突然想认识这个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曾经在哪儿见过他。他拉了一把椅子坐我近旁和我聊起来，那是我最熟悉的北京学生味的普通话，我们之间一下子无拘无束，像久别重逢的老友。

我们谈了很多，过去、故乡、父母、朋友……我们玩儿得很开心，忘了离开祖国漂泊在外的孤单。过了几天，我要回学院了，他送我到机场，在登机门前，他贴着我的脸说：“我能够去看你吗？”“当然，你来吧，我请你看卡通片。”

最简单的婚礼，见证了两位留学生纯洁的爱情

我们开始了通电话的日子。他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就不想放下。有关他的许多事情我都是在电话里得知的。查理出身于一个老干部家庭，父亲是中共第一代老革命。他曾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英语，毕业后到四机部外事局做翻译。80年代初期出国留学。查理开始在电话中向我展开攻势，他说他想我，想得发疯，他只要看见电话就想给我打，电话费已经快使他破产，他只好在业余时间去餐馆打工。最后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嫁给他？我说你得等我，等我完成学业会到旧金山那个美丽的城市去找你。

1985年，相识查理的一年后，我的学业完成了，如我所说的回到西部去找他，不过去的不是旧金山而是雷诺市，查理在那里的一家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我们终于结束了没完没了通电话的日子。

在一座有白色圆形拱顶的小教堂里，我和查理结婚了。

一对欢喜冤家，吵嘴把我们在事业上绑到了一起

我开始了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的日子，这实在是一种全新的经历。我发现，两个人共同生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我们婚后不久就开始了拌嘴，我们俩好像都不能算是很宽厚的那种人，他尖锐，而我刻薄。但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善于取对方所长补自己之短。所以有时尽管吵得很激烈，我们却一直愉快，开朗，并一直保持了那种深厚而新鲜的感情。

我们俩吵嘴的时候并不太多，但只要吵嘴一般来说都是为了一件事：事业观念上的分歧。在许多观点上我们很对立。我常说为了保持高精尖的艺术水准，我不会在乎一般观众的反应，而查理会因此对我大吼，说我自视甚高其实是没有水平，不顾及观众的艺术家最不可取。于是我们互相瞪眼对吵，互不退让屈服。这种争吵延续了很长时间，想起来大约总有六七年吧？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争吵的同时其实已经在影响对方，把新的观念灌输给了对方。现在我早已不是幼稚任性的单纯学院派了，我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固执的观众派，而查理在庆幸他终于影响了我的同时，对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越来越有参与感。

我们是一对欢喜冤家，这一点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在排练现场吵架、争论、相持不下，但是很快又会有说有笑相亲相爱恩怨一笔勾销。

永远的心音：最想听到的是细毛的问候，最让我觉得轻松适宜的地方是他温柔的怀抱

男人和女人是一对矛盾，又是一个统一体，世界是在摩擦中发展到今天的。多少年来，人类的主体重心一直是向着男人倾斜的，一旦女人想要占据主动意识，其行为就是胆敢向男人发起挑战。查理经常喜欢对人说他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推崇者，他牺牲了自己在美国公司的优厚工作待遇而回国全力帮助妻子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就是证明。但是我总觉得，这并不是他的心里话，他在撒谎。

有一次，他在和我吵嘴的时候几乎是喊着说：“你知道一个站在妻子背后的男人是什么滋味吗？他要忍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确应该知道，但是恐怕就只那么一点儿，我毕竟不是男人，不是他。他肯定是忍受了许多许多，比如有人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说：这是查理，吴霜的先生。

有一次查理说：小双，只有你知道我的重要。

他在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时候一定忍受了内心的某种痛苦，一定牺牲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我的确深深地感激他。